病理科常被称为“医生的医生”，它像一位“沉默的侦探”，通过显微镜，揭开肿瘤良恶性的真相。无论是体表的小肿块，还是内脏深处的占位性病变，最终的“判决书”往往由病理科发出。我们来看看这场“生死鉴定”是怎么回事吧。
标本“入场”
当手术切下的组织或穿刺获取的细胞送到病理科时，它们首先会被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固定，防止组织腐败或变形。对于需要快速诊断的病例（如术中判断肿瘤良恶性），医生会选择“冰冻切片”技术——将新鲜组织急冻至-20℃左右，30分钟内完成制片和初步诊断，为手术方案提供关键依据。
从组织到切片
固定后的标本经过脱水、浸蜡、包埋等十余道工序，最终被切割成3-4微米的薄片（相当于头发丝的1/20）。这些薄如蝉翼的切片经苏木素-伊红（HE）染色后，细胞核呈蓝色，细胞质呈红色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病理医生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的排列方式、核分裂活跃度等特征，对肿瘤的性质进行初步判断。例如，良性肿瘤细胞排列规则；而恶性肿瘤细胞往往大小不一、核深染，甚至出现病理性核分裂象。
“进阶技能”：免疫组化检测
常规手段会有一定局限性，约5%的病例单凭HE染色难以定论。这时，病理科会启动“进阶技能”——免疫组化检测。通过标记特定蛋白质（如CK7、CK20用于胃肠道癌，Napsin A用于肺癌），就像给细胞贴上“身份证”，帮助鉴别肿瘤的来源和性质。例如，一位患者的肺部肿瘤若表达Napsin A，则更可能为原发性肺癌而非转移癌。
对于疑难病例或需要靶向治疗的患者，分子病理检测会进一步分析基因突变。这些检测结果不仅能确诊肿瘤类型，还能指导精准用药。
综合研判发出“终极报告”
病理诊断绝对不是简单的“看图说话”，而是结合临床资料、影像学结果的多维度推理。例如，一位60岁患者的肝脏占位，若影像学显示边界模糊且伴有血管侵犯，有肝炎肝硬化病史，血液肿瘤标记物AFP升高，病理镜下发现结构和细胞异型性明显，即可确诊为肝癌。最终报告需由两名不同资历的医生共同审核，确保结论的准确性。
为什么病理诊断是“金标准”？
直观性：影像学虽能发现肿块，但无法分辨细胞层面的恶性特征。例如，CT上相似的肺结节可能是良性炎性假瘤，也可能是早期肺癌。
特异性：肿瘤标志物（如CEA、CA125）可能因炎症或妊娠而升高，但病理诊断基于微观的肿瘤组织学形态及生物学行为。
指导性：病理报告不仅分良恶性，还提供肿瘤分级、浸润深度、切缘情况等信息，直接影响手术范围和后续治疗。
病理诊断也有失误的时候。有些良性病变会“伪装”成恶性，如结节性筋膜炎生长迅速且细胞活跃，易被误诊为肉瘤；而某些低度恶性肿瘤（如高分化脂肪肉瘤）又可能表现得“人畜无害”。这时，分子检测（如MDM2、CDK4基因分析）将成为破局关键。
总之，每一次病理诊断，不仅是肿瘤治疗的“导航仪”，更可能成为患者命运的“分水岭”。
